「曾文農民組合」中領導份子的角色探討

陳景峰*

一、  前言：

1920年代，台灣正處於所謂「大正民主」年代，同時也是台灣農民運動的高峰期。以當時日人的認知，農民運動的勃發是受文化協會的啟蒙，喚起農民對於權益護衛的自覺，進而使「農民組合」成為一種政治性的反抗團體[1]。陳芳明也認為農民運動，雖催化民眾對於民族與階級路線的矛盾，但仍不脫社會意識革命的意涵[2]。

但陳翠蓮等學者卻持不同論點，其認為文協在農運中一直處於被動支援的角色；另外，有地緣關係的知識菁英，雖有發揮其領導的作用；但抗爭的主要動機，乃裁決於農民在經濟因素上的窘迫與不公平，並非受煽動而能成事的[3]。

不同論點的陳述，其實型塑日治時期台灣農民運動的概念－民眾的不滿與抗爭，實與資源分配不均有關。領導者份子在組織動員與資源運用的手法上，是否間接或直接對於農民組織產生影響，則是本文關注的旨趣所在。

從歷史事件的過程來看，1926年6月「台灣農民組合」成立，整個農運組織達到最鼎盛時期，在一年之內全台已經有十七個支部，二萬多名組合員加入[4]；但期間受到人事與資金更迭的影響，「曾文農民組合」一度為組織總部的所在[5]。因此本文試圖從「曾文農民組合」的發展歷程，來剖析台灣糖業空間不均衡發展的型態，是如何造成殖民利益與民眾生計上的矛盾。再者，兼具啟蒙菁英與地方資產者的「曾文農民組合」領導份子，在依賴下層民眾的力量進行抗爭的同時，又如何兼顧與上層人脈關係的維持。在組織權力與地方利益分歧的交纏中，他們又如何界定自己在運動中所居的角色與地位，這都是本文將要探討的重點。

二、研究回顧

在今日的研究中，粗略的可以將「農民運動」區分為民族階級運動，與農民合理利潤爭取兩種論點。日人的研究中，矢內原忠雄認為台灣農民革命雖有「無產革命」的性格，但在過程間逐漸淡化經濟動機的訴求，不斷激化階級鬥爭的意識，終導致農民的棄離[6]。《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則強調農運並非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所致，純粹是文協等菁英份子的煽動，致使農民產生民族階級的性格，進而產生抗爭活動[7]。另外，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則認為運動以經濟資源的抗爭為重，而對象是殖民政府，所以才屬民族運動的一環。

柯志明為駁斥矢內原忠雄的殖民政治論點，提出「邊陲資本主義」與「階級支配結構」的說法，認為米糖利益分工的抵觸，不只在於殖民政策上的不公平；私人企業的剝削、環境區域性的差異，與殖民部門在米糖支配力的強弱等因素，也是造成蔗農利益衝突的重點[8]。學位論文方面，羅文國、何鳳嬌與楊光華等，從歷史淵源探討租佃糾紛、退官土地爭議等事，強調台灣農民抗爭的初衷在於賦稅的公平，政治團體的介入，多少模糊了農運的本質，蒙上政治鬥爭的色彩[9]。

在地理學的論文中，強調台灣自然植種空間的差異，進而解釋「米價比準法」的實施，並未解決當時「米糖相剋」的問題[10]。《台南縣麻豆鎮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則記述多位參與曾文農組活動的耆老口述訪問，對於瞭解地方性農民組織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11]。《漫談麻豆社古今》作者郭再強身為事件的見證者，認為「曾文農民組織」雖凸顯糖廠長期以來盜減蔗重的陋習，但對於組織領導份子如黃國信等人的舉措，則表達不以為然的看法。認為這些人企圖爭取要職與社群發言權，其一己之私未必有利於訴求目標的達成[12]。

三、組合的成立與參與份子

（一）明治製糖會社蔗農抗爭事件

在1926年6月「曾文農民組合」成立之前，台南州曾文郡地區就爆發幾次蔗農抗官陳情事件。最早明治製糖會社因利用其糖廠五分車運輸之便，搶奪北門、佳里一代傳統糖廓的年輕勞工，而引發爭議[13]。大正六年（1917AD）《台灣日日新報》一篇名為「蔗愛」的社論，就提及南部蔗農不公平的待遇「米價的高低影響稻作者，糖價的高低卻未影響蔗作者，今歐洲戰亂，糖價高漲，但利益全由會社獨佔。」[14]。大正十三年（1924AD）報導中也提到「台南州總爺工場域買蔗價格甚賤，   ……..麻豆街千餘民蔗農連名陳情的事件」[15]。另外，「台南州下勃發した 甘蔗買收金引上活動」一文寫道「台中州蔗農雖未能享受糖價的利益，至少還能和米農共享米價的利益，但台南州的蔗農去只能任製糖會社宰割[16]。」

尤其是大正十四年，麻豆街蔗農向台南州知事陳情的事件，突顯出南部「原料採購區域制度」收購價格不公的嚴重性。該年蓬萊米出口大增，使得農村景氣大好，一般中北部的農作物價格高漲，連帶甘薯也有很不錯的售價。但明治製糖會社所屬的總爺和蕭隴製糖所，仍不肯調高甘蔗買收價格。終導致原料區內曾文郡和北門郡蔗農一千三百人，集結爆發抗爭活動[17]。

矢內原忠雄就曾針對此一區域性質的抗爭提出其觀察，他認為台南州是蔗作為主的產區。參與此抗爭的包括地主、自耕農、佃農等階層，抗爭的對象包括日本殖民政府與糖業經營者[18]。這顯現出曾文郡地方菁英對經濟利益的爭取已有迫不及待的態勢，而這其中牽涉總督府的經濟政策、嘉南大圳開發與私人製糖會社的利益。

（二）「曾文農民組合」的成立

當曾文郡麻豆、北門與下營地區的蔗農，持續對明治製糖會社進行抗爭的同時，帶領該地農民抗爭的地方領導份子，體認到權力的爭取必須透過團體組織的力量。因此，鑑於簡吉、黃石順在「鳳山農民組合」的頗著成效，於是赴鳳山邀請簡吉，盼其協助組合之建立[19]。

記載中，1926年6月14日農民幹部便邀請簡吉至下營召開農民演講會，翌日便掛出「曾文農民組合」事務所招牌，勸誘農民參加。1926年6月15日台南州「曾文農民組合」正式成立，下營庄雜貨商張行、農民楊順利、下營街開業醫生施貞祥、麻豆街開業醫生黃信國等積極加入[20]。

   在洪水流先生的口述紀錄中，就曾訴說「曾文農民組合」剛成立時，街莊鄉民積極參與的反應[21]

大約是1926年，我念公學校四年級時，組合剛成立時……大家正在圍觀組合前一面迎風飄揚的紅旗子，那旗子紅底上有一根甘蔗、一根禾稻，根莖交叉枝葉向上，兩邊彎成橢圓形，….中間是一把鋤頭和鐮刀。」

組合員已經相當的多，差不多有半數的人都已經加入了，於是設立了青年部和婦女部，每晚……都聚集工厝學漢文及農民歌曲。….教唱的農民歌曲有七字四句的歌仔戲調，也有喚醒台灣民族覺醒的曲子。…日警對農組壓制很大，一切都很不如意，青年部和婦女部教讀漢文、唱農民歌，經常被日警干涉，來參加的人常被叫去派出所或抓去檢束。

1926年「曾文農民組合」成立之後，並沒有立即策動大型的抗爭活動。反而在簡吉的主導之下，進行了全省農民組織的串連活動。1926年底在鳳山召開「台灣各地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確立全省性的「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將鳳山、大甲、二林、曾文、虎尾等六部併為「台灣農民組合」支部。其中改併後的「曾文支部」領導者黃信國，更擔任總部財務部長一職[22]。

「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主要的功能是支援與指導六支部的農民進行抗爭活動[23]。1927年初，更舉辦全島代表大會，黃信國任議長兼任中央委員長。而後總部隨即遷往曾文郡麻豆頂街，以黃信國私人醫院「德安醫院」作為辦公會址。此近一年期間，嘉南地區成為農運大本營，組織運作達到最鼎盛，一年之內全台擴增為十七個支部，二萬多名組合員加入[24]。

（三）「曾文農民組合」的領導份子

從此「曾文支部」的農民抗爭活動，拜「台灣農民組合」總部設於麻豆街的地利之便下，援引不少外來領導份子介入指揮與操縱。根據《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1927年9月以前，總部的中堅幹部有－中央委員長：簡吉、組織部長：簡吉、教育部長：陳德興、爭議部長：謝神財、調查部長：黃石順、財政部長：黃信國、統治部長：趙港、庶務部長：侯朝宗、顧問書記：陳培初、助理：陳結等人[25]。

其中黃信國的身份較為特殊，是「台灣農民組合」幹部中少數具有在地性格的人物，其原為麻豆頂街一帶行醫的醫生。出身於地方上較富裕且具有廣泛人脈關係的菁英家庭，其本身就具有小資產地主的身份[26]；在學成返鄉後又兼具地方的意見領袖，在經濟基礎、人望與口才的加持下，其活動可以反映地方民眾的需求，所以才有能力帶領曾文郡農民向官方與製糖會社提出挑戰。

尤其在1927年後，「鳳山農民組合」的活動趨於消極，抗爭通常是農民與退職官員簽定耕佃契約，進而消解爭議。所以簡吉主導的「台灣農民組合」總部遷往麻豆街，也就不令人意外。另外，資金上的考量也是重點之一。宮川次郎在《台灣農民運動》一書說道，「台灣農民組合」總部會轉移到台南麻豆街，主要原因是曾文支部的黃信國醫師為組合大金主之故[27]。郭再強在《漫談麻豆社古今》一書中也提到

數位地方聞人：侯朝宗、佳里陳培初、張玉蘭等人，及若干農民代表為組合員……活動資金大都由黃信國醫師供應…..響應於日人賀川豐彥（戰後大臣）的農村活動…..日本政府特務會干涉其演講會，……曾文領導者曾舉發烏日糖廠盜減蔗斤事件……聽文為陳培初所為，起初日人廠長還擬向陳君贈賄……

在地知識份子掌握地方經濟資源，且能號召勞動階層進行反抗活動，一直是「曾文農民組合」維繫地方抗爭關係網絡的模式。綜觀這些農村出身的社會運動者的，大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受文協民族運動啟發的返鄉新知識份子；另一類是出身小地主、或從事農業的小資產家，與製糖會社有業務上的往來。

這種領導份子與地方生計相結合的共生關係。從麻豆「丹心會」與「同榮會」這兩個組織，可作為一例證。郭再強提及在大正末年及昭和初年時期，也就是「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在麻豆盛行之時，麻豆街曾組織兩個「政治團體」。雖不能確定全部成員皆有參加「曾文農民組合」，但是從農組的參與人員名單中，可知是有人積極投入運作、或是給予資金上的挹注[28]。而此二會是響應「文化協會」的民族號召，而成立的同業公會組織：

其實「曾文農民組合」參與的幹部，大都與黃信國在此前所組織的「丹心會」和下街「同榮會」會員重疊。…………「丹心會」會員有－王水能（會長）、黃信國（繼任會長）、張拔（保正）、王枝（訓導）、蔡儓（明治社員）、李金炒（訓導）、林續（街役場書記）、謝蔭（訓導）、王連春（水利會書記）、洪長仁（街役場書記）、鄭桂桐（訓導）、李文波（訓導）、張登立（訓導）、林仕君（街協議員）、陳尚志（保甲書記）、陳育（保甲書記）、郭耀（街役場技手）、郭棍（准訓導）、李春湘（准訓導）郭進燦（訓導）等，大都均屬「公務系統」－雖屬公職人員居多，但不可忽視的是其家族背景大都是地方望族、大地主、甚至是舊糖廓的經營者。

「同榮會」參與結社成員，有地方紳商、教員、糖廠社員、鎮公所、農會、水利會職員，均屬麻豆「青壯菁英」，與產業組合信用組合間有交往。「同榮會」會員有：呂映（麻豆下街登興商行行東，會長）、陳國基（保正、瑞慶商行行東）、陳善（福興商行行東）、郭新添（南昌行行東）、林映（隆益行行東）、林庚（振發米商）、李天池（保正、成記醬油廠東）、許寅（殷商）、張進（金自春行糧商）、吳允能（殷商）、陳清泉（殷商）、謝槐（醉月樓店東）、謝彬（行商）、陳丁進（農業商會米商）等，大都均為「商務系統」－有點像現今的行會組織、或同業公會[29]。

從上面成員名單的分析來看，地方領導份子和農民群眾參加農民運動，並不全然是訴諸社會主義的階級性自決。部分人士與抗爭對象有業務上的糾葛關係，參與抗爭有其經濟性的動機，訴諸於現實生活條件的改善。

四、參與動機與發展的萎縮

「曾文農民組合」的地方性領導份子，可能是基於自身與地方的利益考量才加入組織，因此農組若忽略農民基本利益的維護時，群眾就有可能背離農組的約束。為何有這樣的分析？首先必須先從參與的動機來討論。

（一）地方領導份子參與的動機

根據《台灣社會運動史》對農組參與份子背景的分析：（1）是以生計性的經濟訴求為主（2）每次參與人數並不多約一千人以內（3）運動初期的主要領導人與抗爭地點間有地緣上的關係，亦即領導人大多屬草根層的領導人；但「台灣農民組合」總部成立後，由農組介入領導的事件便增多（4）介入人士從早期的文協人士、台灣農協、日本農民組合、日本勞動農民黨等民族主義的訴求，演變為後來台共的社會主義走向[30]。

但是曾文州地緣性的小資產階級，為何會領導蔗農的反抗運動。綜觀而論是殖民政治的控制，與私人糖業經濟的獨佔性，造成農民與地主關係產生變化，進而相互結合聯合抗爭。

首先，殖民政府為消減仕紳土豪在鄉村社群的影響力，施行「小租戶」地權制度的改革。原本的地主階級除了喪失世襲租地權的利益外，也剝奪了地方傳統仕紳的政治影響力[31]。矢內原忠雄曾論「會社與農民之間，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新秩序已經逐漸確立……蔗農的地位，乃由債務奴隸、隸屬的佃農，更單純的農業勞動化方面發展。於是，釀成了發生近代農民運動的階級條件[32]」。

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內需大增，台灣新建工廠急遽增加，造成農業人口的外流[33]。農耕工作不再是台灣勞工階級必要從事的工作。從此時農民階層變動的統計中可知－此一時期自耕農比例下降1.2﹪、自佃農下降6﹪、佃農更是下降2﹪。以總人口比例來看，1919年後台灣從事農耕人口的比例，更是逐年遞減[34]。

在殖民體制下，農民逐漸拋棄傳統漢人透過宗族組織，而形成的租佃關係，改從現代勞工的作息；另外，日資大財團的壟斷與殖民權力的介入，才是造成農村結構與階層轉變的主要因素。

台灣傳統地方菁英是靠土地契約，建構農村的倫理價值觀。但台灣殖民地資本主義化後，地主的社會領導地位，被資本家及國家公權力所取代。因此羅文國論道「過去傳統農村的情感與道義因素不再是業佃關係的基礎，取而代之的是機計利益上的衝突……這與農業經營偏重功利取向有直接關係。[35]」

另外，地主被迫以地換公債投資改良糖廓，進行原料區劃分的舉動，更讓農民有遭地主背離欺騙，向政權靠攏的誤解。在新渡戶稻造「糖業獎勵規則」與「糖業取締規則」頒佈後，日資本家新式糖場入侵後，原本舊地主投資的改良糖廓也慘遭合併或倒閉的命運[36]。

清代台灣的糖廓雖分為數種類型，但不分種類隨著糖價的起落，蔗農與廓主的利害是共通的，彼此相互承擔風險。「糖業獎勵規則」施行後，日本財閥在台引入新式糖廠設備，致使農民的「分糖」權喪失，雇主與蔗農間的關係，改純以租金來維持[37]。

尤其是依契約將蔗作賣給會社的自作農，通常是由地主自作，與向地主瞨耕的一般佃農所組成。如遇社會刻意壓低收購價格，而不願隨物價反應農價時，就會給予地主與農民相互結合對抗會社的契機。因為原料收購價的不當剝削，兩者可說都是受害者[38]。

地主與農民這種一同面對日本製糖會社不公平待遇的新依存關係，可以用來解釋，原為地主的小資產階級為何願意參加農民組織，且居於領導份子的地位。何鳳嬌就解釋小地主階級此時所面臨的困境：（一）台灣的小地主將自己的所有地貸給製糖會社時，會社會投下巨大資本從事水利與土壤改良工程。因此小地主自此後失去土地的掌控權，所有名下土地要販賣、讓渡、出典時，必須得到製糖會社的許可。（二）台灣人地主需以地租取得甘蔗售予權給製糖會社，不僅牽涉到會社佃農，甚至連自耕農與地主的利害關係都是一致的（三）台灣人小地主對於製糖會社強收購土地，進行原料區劃分的行為感到不安，加上日資製糖會社有殖民政府為後盾保障，所以其大多會參與「農民組合」的活動，以確保財產權力的爭取（四）無論小資產工商業者、從事公務的台灣知識份子，或是地方意見領袖，常因家產繼承之故或部分兼營農業，而受到日資企業的壓欺，進而誘發其參加「農民組合」的活動[39]。

最後一點，也是地方領導份子勇於參加「農民組織」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單一製糖會社的原料收購區制度，在南北不同地域上，也會有不同的價格差異。例如同屬明治製糖會社的溪湖、南投工場，就經常實施「米價比準法」，以解決「米糖相剋」的問題；而所屬的總爺、蕭隴工場，蔗種收購價屬全省最低，但似乎未曾對農民進行補償[40]。因有如此差別性的待遇，所以早期「曾文農民組合」的抗爭活動，殖民政府通常認為只是單一區域中私人企業的糾紛，不會影響總督府的整體糖業政策，在事態不擴大的情況下總督府少有干涉。如此一來，農民對製糖會社的抗爭，與和解交涉就較容易成功[41]。

（二）農運發展的萎縮

綜上所述，「台灣農民組合」成立之前，曾文郡地區的農民反抗運動，大多是以擁護耕作權，確保原料收購價格合理為主要訴求[42]。因此在1925－1927年期間，蔗農的十二件爭議多以和解收場，例如要求總爺工場、蕭隴工場補發臨時金、提高蔗價的抗爭訴求，皆在明糖的安撫與承諾改善下而終告失敗[43]。

但1927年「台灣農民組合」總部遷移麻豆街後，文化協會分裂左傾，雖然各農組支部仍是尋求舊領導幹部支持[44]。但簡吉卻努力援引日本當地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希冀擴大抗爭力量。例如大阪農民組合、日本勞動農民黨，甚至台共組織，透過宣傳無產階級的演講會，致使運動激進化[45]。此一期間，農民爭議數大幅增加，手段多樣翻新，全省多達431件。提高對抗勢態，卻也造成外來份子介入領導農運，原本有地緣關係的領導份子，卻逐漸背離組織的活動。意識型態主導「台灣農民組織」的走向，逐漸取代農民經濟利益爭取的議題[46]。

地方領導份子之所以率領群眾參加農運組織，不脫現實生活改善的訴求，如果此時製糖會社適時釋出各種協調方案化解爭議，農民通常會以和解的方式收手。地方性的抗爭活動，原本就有協調性格的存在，因此參與農組的活動，或許是農民的手段之一，進退之間農民自有其利害關係的考量。如果將抗爭上綱到挑戰殖民政權，以民族與階級為號召，進行尖銳的衝突，終會導致成員流失，而走向衰退[47]。

1927年「曾文支部」所帶領的明治製糖工場抗爭，在糖廠釋出回應後，部分農民便退出而告流產。大甲地區退官土地爭議末期，農民的態度最後軟化，分別與退官簽訂租佃契約[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