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城水仙尊王信仰探究

陳景峰¨

一、前言

台灣海洋神明的信仰，在早期漢人「唐山過台灣」的移民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精神寄託；尤其是長時間需要在海上航行或作業的水師、漁民為最。另外，台灣移民渡海的「過鹹水」歷程，是傳統大陸性格的漢人所沒有的經驗；所以海洋神明的信仰，可以說是台灣漢人海洋經驗下，所創生的海洋性格的信仰文化。這種信仰文化雖有移出地的因子，但由於海洋經驗的積累與海島生活的需要，卻也使得信仰的功能與本質有了轉化；而此一轉化過程，即台灣民間信仰文化主體發展的結果。

隨著移民社會的建立與民眾社會文化的變遷，更會影響海洋神明信仰的發展。因此信仰是隨著人民的生活文化而產生變遷的，因此本論文是以台南府城水仙尊王的信仰與地區開發間的關係和變遷為主軸，來追溯早期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間的關係[1]。

二、台灣水仙尊王信仰的起源

台灣民間信仰多元、複雜，加上信仰內涵隨社會文化的變遷而改變，所以研究者大多無法做普遍的定論[2]。但是，若從台灣信仰文化開放的特質來看，誠如鄭志明所指出的：雖其中有「文化中國」的心理質素，卻大部分來自台灣現實生活情境下的文化自我激盪，是社會集體共感經驗的主體意識，建構了豐富多彩的民間信仰文化。[3]

從歷史主體性的角度思考，台灣及其週邊島嶼，向來是不同時期移民墾殖、衝突、融合的歷史，其發展而成的文化，本質上即具有強烈的海洋性格。就海洋文化的角度言，海洋對人類既是物質與精神的重要資源，同時也是危險性強且挑戰性大的「場域」；尤其是素以「安土重遷」著稱的漢民族的大陸性格，陌生又難測的海洋世界，更是其恐懼的來源之一。橫渡「黑水溝」的驚濤駭浪，終究是先民難以承受卻又不得不承受的夢；尤其是以風帆做為主要交通動力的時代，面對「流水、風颱」的險惡，甚至「海賊」的橫行，其困難與危險，若非具有冒險患難的精神與毅力，實難達成[4]。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精神層次的寄託，祈求平安渡海靠岸的信仰，自然孕育而生。

一般說來，在台灣的民間信仰中[5]，與漢人的海洋信仰有關的神明，主要為：媽祖、玄天上帝（真武大帝）、水仙尊王（水仙王）[6]與王爺等等；[7]這也就是移民者在最直接面臨渡航難題時，所孕育而生的「護航神」[8]。

傳統台灣漢人的「神觀」為多神信仰[9]，故信仰的神明頗多，而分類的方式也不太相同；但一般說來，若以信仰對象為區分，則大致尚可分為：祖先崇拜、人鬼信仰、神明信仰、自然信仰以及巫術信仰等五大類[10]；水仙尊王是屬於「神明信仰」的範圍。台灣所奉祀的水仙尊王，有單獨一尊（通常祀大禹），也有五尊并祀[11]。

   連雅堂的「台灣通史」中記載[12]：

一祀五神莫詳姓氏，或以為大禹、伍員、屈原，而兩人為項籍、魯班或易以王伯、李白。 禹平水功在萬世，伍相浮江，屈子投汨，人以為忠祀之可也。項籍、魯班何當比；王勃、李白，亦有不宜，余意苟欲實之，不如改祀伯益及冥，夫禹之治水也，益烈山澤，其功相若，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祀之，皆有合於五祀者也。

而在「台灣府志」中也曾有水仙尊王顯靈的記載[13]：

凡洋中但遭風浪，危及不可保，為划水仙一事，庶能望救，其法在船人披髮蹲弦，空手做撥棹事，假口鉦鼓聲，如五日競渡狀，及檣傾折，亦可破浪穿風，疾飛抵岸，則其靈應如響，亦甚殊絕。

台灣水仙尊王的信仰，其神誕建醮為農曆十月初十，其列位神像皆有大禹、屈原、伍員并欽為王；其他如項羽、魯班、李白、伯益、奡、冥與王勃等神位，或為侍從尊者，或為輪遞祭崇，不一定制，為各廟宇自行供奉[14]。

茲將各水仙尊王的淵源作一簡介[15]。

大禹

   大禹是夏代開國之祖，因治水十三年有功，傳言黑水到長江口的三千多里水道疏通，曾三過家門而不入，公而忘私，利傾萬事，受舜禪讓為天子。其以初封之夏為有天下之號，致使稱夏禹，又稱夏后氏或后禹。都安邑，後南巡，崩於會

稽，在位八年。今浙江省紹興縣東南會稽山有禹穴、禹陵、禹廟和禹碑等等[16]。

屈原

   屈原為戰國楚人，名平，號靈均，博文強記明於亂世，仕楚為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等輩讒而疏之。屈原憂憤而作離騷冀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讒，貶屈原於江南，其行江濱披髮吟顏色憔悴，漁夫問何以至，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於是懷石自沈汨羅江，原死後楚為秦所滅，世人頌其竭忠盡智以事其君憂國愁世，懷石自沈而敬之祀之。[17]

伍子胥

   伍子胥，春秋時楚國人，因其父兄為楚平王所殺而投奔吳王闔廬，佐其伐楚，五戰而入楚都時楚平王已死，伍員掘平王墓鞭屍已報父兄之仇，吳王死後其子夫差繼位，子胥屢諫夫差滅越不納，太宰嚭陷害之，吳王夫差賜其死，臨死謂舍人曰：「扶吾眼懸諸吳東門，以觀越人之入滅吳也。」乃自刎而死，其屍吳王將其投之江中，時公元前四八四年，後九年越果滅吳，今人念其具有遠見及忠勇而祀之。

項羽、魯班

   項羽，秦時下相人，今江蘇省宿遷縣，其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在秦末群雄並起時，自稱西楚霸王與劉邦爭天下，但敗於烏江且自刎於此。項羽之事功，太史公司馬遷謂其為：「近古以來未嘗有也」，真英雄豪傑且自刎烏江并而尊為水仙尊王也；魯班，史記與後漢書均稱公輸般，春秋時代魯國人。因工於木匠、建築等巧手技術，造福人群，所以歷代被土木工人奉為祖師爺。野史中記載：「巧手造化，嘗作木鳶乘之而飛」，今人奉為水仙尊王乃因航海時驚濤駭浪中求救無門，藉此木鳶飛離苦海；或因為師匠造船以利航行，繼而感恩祀之，亦是常情。

伯益、奡、冥

   伯益，皋陶之子，其能訓鳥獸、佐禹治水，避禪位於箕山，史有可考[18]。連雅堂贊成水仙尊王中應有伯益，故於台灣通史中謂：「合於五祀也」，我國明前武廟中從祀者有伯益。奡，夏朝人，浞之子。史記記載：「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今航海者奉為水仙尊王，或係因其多力之故，一旦在海中遭遇狂風巨浪，能使如陸上行舟。冥，則非人名，其乃是官名及神名[19]。其皆為主管水利事業之官僚或為掌降雨與人體內腎水運行的神祇。

李白、王勃

   至於李白與王勃皆是具有文采的詩人。李白，唐朝四川昌明人，天才英特，好縱橫數，輕財好施。甚為唐玄宗愛重。據言李白遊采石江中，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世人謂其睥視俗世，沈於采石，沒而為神，故祀之；王勃，唐時龍門人，其幼便能文辭，及長，詞藻更為奇麗，為唐初駢儷四傑。以「滕王閣序」名噪一時，其因南下探父，溺水於南海，時年二十九。

夏禹被祀奉為水仙王，大抵因「禹平水土，功在萬世」[20]。事實上，禹在民間信仰中，還有另一更至上的神位，那即是「三官大帝」中的「水官大帝」；水官不只是水神，且是水神中的「至上神」；水仙王中以「禹帝」為主祀，或許和其水官的神話典故有關。但在中國神話中，禹並非一開始即為水官大帝[21]，而是所謂「華夏民族」的河神，其原是魚蛇漸轉為龍的形態，故屬自然崇拜的信仰[22]。而即使台灣水仙王中的禹帝是源自水官大帝，但其由「三界公」之一的消災解厄之神，轉而為庇祐航海平安的守護神，不能不說是信仰文化在地化的結果。

在中國的民間諸神中，伍員與屈原則被納入江神的領域，當然這與其屍沉於水的記載有關；換言之，這是溺死的「鬼」轉而為神的神話內涵。在漢人的神靈信仰中，溺死的厲鬼其靈力最強且危害最烈；而人間對待厲鬼，一般採取如「大攤」的驅逐方法，或「祭厲」的懷柔方式[23]。前述的伍員被納為江神中最為兇猛的潮神（濤神），尤其是足以興起狂濤巨浪的錢塘潮的潮神，而這似乎也符合了前述懷柔厲鬼，轉而為守護神的信仰內涵[24]。

事實上，漢文化中認為溺死厲鬼的危害最深，多少反映出對水的恐懼。漢人由對水的恐懼到對海的驚怕，把江神提升為海神，並相信其為保庇海上安全的守護神，這樣的轉化何嘗不是「過鹹水」的經驗所得。

統計台灣水仙尊王的信仰，至王勃已達十人之數[25]，但其實中國與水有關的神仙，尚不只此數。根據黃芝崗的「中國水神」的研究，如二郎神、李冰和黃河將軍等，均各有其典故，被奉為水神。但惟非台灣水仙尊王所列舉，所以不再詳述。但是從上面的敘述中，可瞭解為台灣所信奉的水仙尊王，必須為忠臣烈士、造福百姓之人、民俗中原掌水性之神或是具有文采且赤心無狎之人，其生平與水有極大的關係者才可列為水仙尊王，受人敬奉。

三、台灣水仙宮的分布及其變遷

目前台灣各地的水仙宮大多建於清領初期，而以清初幾個重要的港口或渡口所建立的較早。其中澎湖與台南西定港口的水仙宮建於康熙年間[26]；嘉義笨港水仙宮則是1739年（乾隆4年）所建立；安平鎮渡口（今港仔尾）的水仙宮興建年代不詳，但由史籍所載年代，可知其應該不晚於1696年，甚至可能還是台灣最早創建的[27]。但此廟在道光年間為颱風所毀，神明早已奉請到他廟，其中水仙王中的「禹帝」合祀於今安平港仔尾的靈濟殿[28]。

除了這四座較早期的水仙宮外，目前所知以祀水仙王為主神的宮廟中，尚有澎湖蒔裡與大倉兩座水仙宮[29]，以及台南永康禹帝宮是建於乾隆年間[30]；至於新竹的水仙宮則是「同治二年（1863）由舖戶（即行郊）捐建」[31]。另外，最為特殊的應屬台中水仙宮，此宮廟乃1959年八七水災後所建；而主神－水仙尊王則是水災發生當時隨者流水所漂來的[32]。此外，屏東小琉球則有兩座以水仙王為主神的廟宇；黃文博先生指出：其一屬於庄頭廟－本福村水仙宮，另一則為私人廟性質的大福村水興宮[33]。

目前台灣有許多非以水仙王為主神，卻仍奉祀有水仙尊王的宮廟；其中有些是建廟之初即予奉祀，但仍有合祀的水仙王，就如安平的靈濟殿一樣，是因水仙宮毀壞或拆除而遷至的。事實上，安平水仙宮毀損後，五尊水仙王被奉請至附近的天妃廟；日治初期天妃廟因故被拆，水仙尊王與媽祖中的「二媽」則再遷往靈濟殿，後來除禹帝外，二媽與各尊水仙王再遷至安平天后宮[34]。

至於台灣北部的水仙宮，《淡水廳志》上則記載道[35]：

水仙宮，一在艋舺街，乾隆初郊商公建，祀夏王。道光

二十年，張正瑞倡捐重修，未蕆工。一在廳治北門外。

可見艋舺原有一座水仙宮，然而何以今日已不復見？事實上其緣由與安平水仙宮相似。艋舺水仙宮在日治時期因道路拓寬而被拆除，神像則移往龍山寺後殿[36]。此外，基隆奠濟宮的後殿，原是另一座宮廟－清靈宮，此宮廟所奉祀的主神即水仙尊王，創建年代則為1909年；今二廟可謂合而為一，而以崇祀開漳聖王的奠濟宮較為人知曉[37]。

在台灣歷史上變遷過的水仙宮，並非全部都會將神明遷祀他處；也有他廟在變遷後將神明遷至水仙宮，笨港水仙宮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例子。笨港在清初為八掌溪以北重要的港口之一，乾隆初年是笨港的鼎盛時代，然1750年（乾隆15年）笨港溪氾濫改道，笨港遂一分而為笨北港（今雲林縣北港鎮）與笨南港；時笨南港街有水仙宮、協天宮（奉祀關聖帝君）與天后宮等三大古廟。水仙宮建立後，曾於1780年（乾隆45年）拓建，但1803年（嘉慶8年）因笨港溪再度氾濫成災，水仙宮與附近的協天宮同遭沖毀；後於1814年於今址重建水仙宮，1848年（道光28年）因笨南、北港三郊----泉州郊金和順、廈門郊金正順與龍江郊金晉順等，發起重建協天宮於水仙宮後殿，自此兩廟合而為一；而天后宮則因1897年的地震而傾毀，廟中神像文物大多移置私人家中祭祀，直到1961年才將媽祖神像移奉置於水仙宮，至此前述三廟乃合而為一[38] 。

笨南港當年何以先重建水仙宮，今已不可得知；但從港口地位與三郊的運作，不難看出郊商從中所扮演的角色。[39]事實上，清領時期台灣的水仙宮，不但都建於港口或海濱，且多為郊商或漁民籌畫建立的；但仍有例外，如媽宮水仙宮即為水師所建[40]。

因此，單稱水仙尊王為郊商與漁民的行業神，應該還不夠完整；嚴格來說，水仙尊王應該還是清領時期大部分台灣漢人在渡「黑水溝」時的守護神；換言之，祂是所有航海者與渡海者或海上作業者的守護神。難怪當年郁永河曾言「划水仙者，洋中危急不得近岸之所為也」；而其朋友從台南到基隆、淡水遇風浪，水師也曾告知「惟有划水仙可免」於喪生[41]。而台灣何以有許多宮廟副祀有水仙王，或許也可從這個角度思考，同時也可驗證風帆時代渡海之險難。

四、府城街市發展與水仙尊王信仰的關係

   府城水仙尊王的信仰，主要是從當時的安平地區開始，其信仰的淵源與安平的開發和地方商業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特從台南地區由海向陸開發的歷程論起，其中特重漢人墾殖社會的建立與商業經濟的發展對於民間信仰的影響；此外再輔以府城安平鎮地理環境的變遷，來透視其勢力消長的原因。

   府城安平舊稱為一鯤□，昔日為府城台江對外聯絡的門戶，明朝時逐漸有大陸東南沿海居民在此海域地區以捕魚為生。當時漢人在台的活動，至多是在台江出口處搭建寮舍，以便於兩岸交通的往來而已。所以此時應只是經濟性的捕撈或是與台灣原住民以物易物的貨品交換而已，並無聚落上的建立[42]。

   明天啟四年（西元1624年），荷蘭人進據一鯤□，築木柵砲壘，控制台江之航道。其後改築磚城，至西元一六三四年完竣，名為熱蘭遮城，又稱台灣城[43]。荷蘭人以此為統治和防禦的中心，城東為熱蘭遮街，是整齊的格子行規劃，其外維護以竹圜。街坊分佈有住宅、商館、貿易行、販賣店及卸貨倉庫，為台灣貿易貨物的集散中心。而當時台灣的漢人人數雖有增加，但在荷蘭人強大的經濟主導權下，加上社會活動諸多限制，其社會地位接近於農奴的階層，談不上有具體的社會組織。

   根據當時荷蘭總督揆一（Frederik Coyeet）所著的《被遺誤的台灣》一書中記載，當時漢人居住在府城中心地區，或是沿海岸線以集村方式的聚集。而民間的信仰以各角頭土地公廟的信仰為最普及，其祭拜的最主要原因是漢人初至新居地，其農作的生產與經商買賣是否順利，為安居的主因[44]。

   明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鄭成功光復台灣。一鯤□素為海防要地，鄭成功以其故鄉之名，改稱安平鎮，並置熱蘭遮城為王府（今赤崁樓），坐鎮指揮。在鄭氏父子三代的積極經營下，漢人渡海移民數量大增，形成一種群體向外拓殖的開墾型社會，而大陸的社會文化、思想型態也隨之移殖過來。

   最為明顯的移殖是民間信仰的崇信，在移民時期，來台的漢人通常會從祖籍地帶來當地信仰神明的雕像，以乞求身家的平安。隨著遷居者愈多，其信仰的祭祀也因地緣、行業、血緣、生活的需求，而加以分類、分區、分時[45]。此時廟宇的建立為漢人社會文化的重要指標，以沿海岸線或以城中心為信仰圈，大致以－王爺、保生大帝和海神[46]的信仰為主，這些區域後來也成為府城民眾的活動空間與商業熱絡的地區。

   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台灣隸清版圖，置一府三縣。翌年安平鎮為鳳山縣轄，由於安平為海防重要關鎖，故置水師三營於此。一時之間官署林立，煙墩砲台，多有所在。且在康熙二十三年，清廷頒佈渡海禁令，只准廈門與鹿耳門兩口岸對渡，雖使整個台灣開發的速度減緩，但卻促成安平、鹿耳門一帶更加繁榮，此時商業興盛、港內帆影連雲。

   從文獻中得知，在清廷領台後，台江東濱海退陸浮，使府城市區擴大，往西延至鎮渡頭；往東延到春牛埔；港道則由此深入到市區大井頭、赤崁樓一帶[47]。現今台南中正路與成功路之間的五條街，便是清代初期商業活動的樞紐。康熙三十六年《台灣府志》記載：「漁市，在西定坊新街頭潮市，漁人喧集於此。」；「大街，街界四坊，百貨所聚，故名」，便明白的描寫出當時五條街經濟活動日趨興盛的狀況。而這五條街港區的發展和其流域經過的地區，皆與寺廟信仰的建立有深厚的淵源[48]。

   在住民方面，至乾隆年間，安平住民約有千餘戶，四千餘人，其以金門及泉州府移入者最多，而官兵落籍於此者也不少。當時渡海來台的漢人移民，在安平地區落戶定居後，便會以建立寺廟的方式來酬謝神明對航海的守護[49]，並且乞求神明祐護往後的生活；同時透過廟會的祭祀活動，更可結合移民間的感情和認同。

   因為當時移民來自大陸東南沿海各地，故其信仰也呈多樣化。而當時民間信仰的特色，便是以商業組織與祖籍來區分其祭祀信仰的領域。其中五條街港與府城各大街都突顯出這種區分屬性，這種信仰界分的組織亦反映出台灣府城街廓發展次序的不同，顯示清初台灣漢人社會建立的過程。例如：同姓宗親會的祭祀組織、職業神明信仰的祭拜與郊商集團[50]的同業組織等等。

   當時安平的商業與宗教輻輳中心稱市仔街，周圍的聚落共分為六社：東為港仔尾社，西為王城西社，南為妙壽宮社及灰窯尾社，北為海頭社及十二官舍。各社主廟大致都在乾隆年間建置完成，而為居民信仰活動之中心。

   道光二年（西元1822年），風雨迭至，台江海岸淤沙，幾成平陸。鹿耳門港廢，船舶改由安平出入[51]，昔日汪洋千頃，可泊千艘的台江已由蒼海化為桑田，居民也改從魚塭養殖的事業。

   咸豐十年（西元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開放台灣港口通商，首先獲利的是安平港，此時期商業欣欣向榮，外國商業機關紛紛在安平設立，例如：英國及德國領事館，著名的德記、東興、怡記、和記與徠記五大洋行，醫院、洋人公館等。此後數十年時間，為安平商業區的黃金時期[52]。

   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中日締結馬關條約。九月，日軍人據台南而置安平支廳。其後日人將鴉片、樟腦收歸專賣，安平地區洋行逐漸沒落，乃至於絕跡。加以安平港口日漸淤淺[53]，已不利於船運，所以當高雄新港建立之後，更使安平的商業蕭條，終成為一個平凡的漁村。

五、府城水仙宮的發展與沿革

     台灣崇祀「水仙尊王」的專祠，其實並不多見，根據舊文獻的記載，只有台南、澎湖、新竹和艋舺等地有其專奉處。而台南府城地區便有二處[54]：一在安平港仔尾，其廟早已圮，現合祀於安平靈濟殿；二在西區水仙里，但也因遭日人損毀，不復存在。雖光復後重新再建，但其地點與規模皆不復當年榮景。

   因為府城兩間水仙宮皆不復當時的景況，因此筆者將透過文獻的記載、碑石匾額的留存與口述歷史記述的方式，盡其可能的載記西區水仙宮與安平水仙宮兩間廟宇的沿革與歷史。

1、西區水仙宮

   位於今日台南市神農街一號，也就是在西區的永樂市場內。昔日為五條街港區的中央位置，也就是南勢港的前方，前為港口，後因沿海泥沙淤積，現已成為陸地。其創建於清康熙五十四年（西元1715年），主祀禹帝，配以屈原、伍員、項羽、王勃等有關諸神[55]。

   根據清府志的記載：「水仙宮，在西定坊港口，開闢後商旅合建，壯麗異常」。當時水仙宮建於西定坊海口，廟門面對著可泊千船的台江，與安平相互對望。而從建廟至嘉慶十二年，其百年的歷史，水仙宮口一直是內陸和台澎間通商貿易最殷盛的時期，成為府治西關的中樞地帶，街區縱橫，商郊櫛比[56]。

據康熙五十四年《續修台灣縣志》的記載「…在東安坊有十八街，寧南坊七街，鎮北坊八街；西定坊在城內二十四街，城外二十街 」。西定坊共有四十四街之多，水仙宮及其周圍附近的繁榮，令人可想而知，其他三坊比之卻冷落不少。而從乾隆二十九年三郊重修水仙宮時，台灣知府蔣允君撰的「水仙宮清界勒石碑」[57]中的紀事，也可瞭解當時繁盛的商貿榮景。

「廟前舊有小港，通潮汐，滌邪穢，居民便之，亦非神所藉以棲託，遂久污塞，市塵雜沓，交相逼處，非所以奉神，即非所以奠民。甲申歲予諭右左居民撤除之。自祠前達小港，計裘共一十二丈，廣共三丈，氣局軒敞，廟貌莊嚴。」

當時水仙宮北傍北勢街，南旁南勢街，處處都是巨賈郊行、茶寮酒館，名士美人聚酒笙歌，熱鬧非凡一時[58]。

   水仙宮當時廟宇建築的樣貌，今所留存的資料不多－初建為三進大殿，二次大戰時，日軍為建防空地，拆除水仙宮的後、中兩殿，台灣光復後，以僅存的前殿為基礎，重建成今貌，雖然古意盡失，但其歷史價值仍存[59]。

其與府城天后宮、武廟、北極殿的建置約略相同－有山門、拜亭、本殿三部，高低有三段，且傍有覺津亭、佛祖廳等附屬建築，其畫樑雕棟之美巧，壯麗於他廟。如今廟內尚留有一些清朝石作，以位於廟壁內乾隆30年（1765年）立的水仙宮清界勒石記，歷史最悠久，而門前一對抱鼓石、基座及石礎的雕工非常精美[60]。由於大禹為開國君王，所以大門不繪門神，改採門釘形式。今廟旁神農街，就是五條街港之一的「南勢港」，同時水仙宮也是郊商「三郊」的總部，為城西的商業中心[61]。

   至光緒年間，因為台江的淤塞，使得水仙宮外的河道平為陸地，其水路交相的集貨功能大受影響。但此時巨商豪賈，卻在此地大興土木，競相建築，反而促進了水仙宮一帶更加繁榮。尤其咸豐九年依天津條約，開放安平為通商口岸後，洋商紛紛入駐，集中於水仙宮附近。於是水仙宮由城西的商業中心，再躍為府城的中樞，極一時之盛[62]。

   咸豐年間，廟前豎立了一對聳立雲霄的大旗杆，便是象徵著水仙宮在全盛時期的標誌。不幸在日據時代，為建築市場而被拆下。一支放在海安宮廟庭，另一支放在中山公園，前者早被賣作船桅，後者於光復後被某機關盜賣，充其私囊。

   光緒二十二年台灣割日，時遷景變，日帝國實施殖民政策，以專賣制度箝制商民交易，外商也為日政府所逐，台灣與大陸間的兩岸貿易亦飽受摧殘，水仙宮跟著郊商的命運，逐漸陷入衰微的途徑。初期充為國校校舍，繼作為幼稚園；或為民眾集會所。光復前一年，太平洋戰爭末期把廟祠拆下作為防空曠地，而水仙尊王像移遷海安宮，而後又遭轟炸[63]，雄鎮一百八十餘年府城的海神－水仙尊王，徒留一連串的記憶與文獻，供後人憑弔與留念。

   現在嵌在水仙宮廟內壁